秦汉至元明时期考古发现与研究

秦汉至元明时期的考古研究，伴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已经开始。但系统的田野考古工作和有计划的各项专题研究，则是新中国建立后才蓬勃开展起来的，由此改变了“古不考三代以下”的不合理状况。

这一时期都城遗址开展考古工作较多，研究进展较大的有秦咸阳城、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曹魏及北朝时期的邺城、隋唐两宋的长安和洛阳、元大都遗址等，其中汉唐长安城遗址开展的考古工作时间最长、内容最多、收获最丰富。

隋大兴城唐长安城是中国古代最伟大、最具代表性、最有世界意义的古城。50年代以来，全面勘探了郭城、皇城、宫城城门、道路、坊市等遗址，重点发掘了都城正门——明德门、皇城城门——含光门、大明宫宫门——含耀门、圜丘、青龙寺、西明寺、西市、含元殿、朝堂、翰林院、麟德殿、三清殿、清思殿、兴庆宫勤政务本楼遗址等，隋唐西安的重要离宫隋仁宫唐华清宫遗址等均进行了大面积考古发掘。

半个世纪来的秦汉至宋明时代帝王陵寝考古在社会上和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清理轰动世界，成为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汉景帝阳陵陪葬坑、汉宣帝杜陵陵寝建筑遗址的发掘，河北满城汉墓、广州南越王墓、徐州楚王陵、永城梁王陵等约40多座汉代诸侯王墓的发掘，都取得了重大的考古收获。已见诸报道的其它汉代墓葬考古发掘已多达3万座。

三国至明代的帝后陵墓也得到了大规模考古勘查。为了配合文物保护工作，对南京的东晋恭帝陵、丹阳和南京一带的南朝齐宣帝永安陵（或齐高帝泰安陵）、齐和帝恭安陵（或齐东昏侯墓）、陈宣帝显宁陵，洛阳北魏宣武帝景陵，磁县湾漳北齐文宣帝武宁陵、咸阳北周武帝孝陵、乾县唐僖宗靖陵、南京南唐二陵、北京明定陵等帝陵进行了考古发掘，此外还发掘了一些王陵，清理了部分帝陵陪葬墓和达官显贵的墓葬。

考古发现的秦汉—元明时代的简牍、帛书、骨签、文书、经卷、墓志等文献资料，以及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砖雕等形象资料，使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生机盎然，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这一切诚如王国维所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材料的）新发现。”

科学技术对人类历史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中国考古学者50年来在这一领域开展了大量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铁器生产的普及和使用，在古代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冶铁遗址是秦汉考古的重要对象。冶铁业是汉代三大手工业之一，汉代是我国古代铁器普及的时代，考古工作者对相关的冶铁、铸造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发掘，其中以河南南阳瓦房店、巩县铁生沟、郑州古荥镇和温县招贤村冶铁、铸造遗址最具代表性。这些考古资料反映出这时期发明了铸铁柔化术、块炼渗碳钢，发展了脱碳制钢和百炼成钢等多种技术。东汉以来瓷窑遗址考古所取得的丰硕学术成果，再现了中国古代陶瓷发展的面貌。经大规模考古发掘的重要瓷器生产遗址有：浙江上虞窑、龙泉窑、杭州南宋官窑、江西丰城洪州窑、吉安吉州窑、景德镇明代御制瓷器厂、陕西铜川黄堡耀州窑、河北内丘邢窑、观台磁州窑、河南宝丰汝官窑、福建建阳水吉镇建窑、宁夏灵武窑、内蒙古赤峰市缸瓦窑和湖南长沙窑等。半个世纪来的陶瓷考古，基本上解决了中国瓷器的起源与发展的问题，对不同窑口的瓷器形态和工艺特点取得了基本认识，在诸如汉代瓷器、越窑秘色瓷、唐青花瓷和三彩器等方面的专题研究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秦汉至元明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时期，半个世纪来秦汉至元明时代边疆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成就，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内蒙古、青海、宁夏、山西、河北等地的匈奴墓葬，内蒙古和晋北的鲜卑墓地，云南滇池附近的滇国墓葬，贵州西北部的“夜郎”墓葬，四川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新疆奇台汉疏勒城址、民丰尼雅精绝国、和田于阗国、罗布泊楼兰、尉犁营盘等西域诸国和吐鲁番阿斯塔那等地的高昌、突厥遗存及吉木萨尔唐北庭都护府遗址，辽宁桓仁、吉林集安的高句丽城址与王室贵族墓葬，黑龙江宁安县渤海上京龙泉府及黑龙江、吉林的渤海墓葬，青海都兰热水吐蕃墓地，西藏山南藏王墓及洛扎县吐蕃贵族墓地阿里古格王国遗迹，云南洱海的太和城址、剑川石窟等南诏、大理遗址。这些考古工作对研究边疆各地少数民族历史及其经济、文化，阐明其与内地悠久的历史关系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在秦汉以来的中国考古学中，宗教遗址与遗物发掘、清理占有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宗教考古取得蓬勃发展，其中以佛教石窟寺和寺院遗址的考古工作成果最为显著。石窟寺考古主要开展了云岗、龙门、莫高窟、炳灵寺、响堂山、天龙山、巩县、克孜尔与库木吐喇、栖霞山千佛岩龛像、新昌宝像寺龛、拉萨扎拉鲁浦等石窟寺考察与研究。在石窟寺分区、石窟寺造像研究和石窟寺遗址发掘等方面均取得了重大的学术突破。北魏永宁寺、唐青龙寺、西明寺和高昌回鹘佛寺遗址等的发掘，以法门寺为代表的一批古代佛塔地宫的清理、山东青州龙光寺佛教造像窖藏的出土等，使80年代以来的佛教考古在中国考古学上大放异彩。

中外文化交流在中国历史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汉唐王朝曾被誉为中国古代史上的黄金时代，50年来的考古发现说明，汉唐王朝又是中外文化交流最为突出的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波斯萨珊王朝银币、东罗马金币、金银器、玻璃器、外销瓷、佛教遗物、体质人类学资料等专题的研究，对丝绸之路的考察，揭示出秦汉至元明时代中国与中亚、西亚、东欧、南亚、东亚乃至北非地区的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界对中国考古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给以极大关注，它将成为新世纪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热点。